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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有句俗話是這么說的：“有啥別有病，沒啥別沒錢。”不少人覺得，每日兢兢業業地辛苦工作，如果能換得一間沒有貸款的房子，再加之銀行里能有點存款，似乎就足夠安然度日。
但人吃五谷雜糧，誰都有可能得病。在目前的醫療保障體制和待遇標準下，萬一不幸遇到了大病重病，對大多數人而言，自己手上這點家底，是決計耗不過手術、用藥（尤其是自費藥）的花費的。就這一點，如果你看過前段時間爆火的某部影片，應該已經有所認識，此處無需贅言。
在需要巨額的醫療花費的同時，患病后身體虛弱、生活無法自理的病人，其長期需要家人日夜看護的情形，又令家里原本的生產力無法正常工作賺取所需的生活費和醫療費。一旦陷入這個惡性循環，貧病交加就是必然的結果。
一人病、全家垮，這是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目前各級政府和各類社會力量都在努力去給予病者及其家庭以更多支持和幫助，不少階段性問題也都在得到逐步改善和解決，這一點令我們頗感欣慰。但在錯綜復雜的問題得到全面解決之前，這些群體仍然面臨著許多因為其特殊需要，而與正常社會生活要求產生矛盾的情形。作為法律工作者，特別是調解工作者，是不是能在情與法之間為他們找到迅速化解矛盾的平衡點，這考驗著律師調解員們的專業能力和職業素養。
之所以提及前文事宜，是基于我們之前遇到的一個調解案件。案件的申請人是甲公司，其員工乙某數年前妻子患嚴重癌癥，經歷了幾次大手術后一直在家休養，日常生活無法完全自理。家里唯一的孩子在國外念書無法回國幫忙照顧，因此乙員工不得不獨自承擔起照顧妻子的重擔，每天的所有時間都圍繞妻子的需要來安排。同時，妻子所需服用的自費藥價格昂貴，整個家庭的主要收入需要依靠乙員工一人賺取。
正是由于乙員工家庭的特殊情況，甲公司多年來始終給予乙員工特殊關照，除了允許乙員工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減少上班時間，還保障乙員工的基本收入，僅在其績效考核結果上予以相應記錄。但隨著乙員工照顧家庭時間的不斷增加，且其上下班考勤時間與甲公司記錄存在出入等情形，為貫徹甲公司內部的員工管理制度，甲公司向乙員工提出，希望協商解除勞動合同關系。乙員工也同意協商解除勞動合同關系，但對于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問題，雙方卻存在較大分歧，協商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甲公司向律師調解機構提出調解申請，經詢問乙員工，其亦同意接受調解。同時，雙方皆提出希望盡快進行律師調解工作，故在依據調解中心程序受理立案后，我們在五個工作日內就安排了現場調解時間并通知雙方到場參與調解。
在核實雙方身份并簽署相關程序性材料后，律師調解員首先聽取了雙方的訴求，分別請雙方提供相關證據，并允許雙方充分發表己方觀點和就對方觀點進行答辯。
甲公司認為，協商解除勞動合同已經獲得雙方同意。考慮到乙員工家庭的特殊情況，除了根據其工作年限給予1倍的經濟補償外，還可以考慮在不超過1倍范圍內另行給予一定的額外費用。對于甲公司的該等表態，其實是令我們感到有些意外的。作為用人單位，其多年來在工作時間、工作安排上已經給予乙員工不少特殊照顧，并在其內部制度框架內盡可能保障其基本收入，可以說已經履行了在法律標準之上的道德責任了。而在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的當下，甲公司仍然在法定標準之外、從人道主義角度更多地給予費用，我們預估乙員工對此應當會持支持和理解的態度，并有很大可能會同意甲公司提出的調解金額。事實上，乙員工當場的確肯定了甲公司多年的照顧并表達了感謝；然而，乙員工卻明確拒絕了甲公司提出的經濟補償方案，并提出了除根據工作年限給予1倍的經濟補償之外，另行額外給予2倍費用的要求。
由于乙員工是在明知自己提出的金額要求遠高于法定標準，且也遠超出甲公司同意支付金額的上限的情形下仍然堅持該等金額，甚至提出了如果甲公司不同意就只能與甲公司“耗到底”的說法，我們為了了解乙員工提出該等金額要求的出發點，律師調解員暫時請甲公司代理人暫離調解室，并單獨與乙員工進行了溝通。經過深入交流和溝通，乙員工向調解員表示，目前自己50多歲，距離法定退休年齡還有8、9年，基于其后續需要花費更多時間、精力照顧妻子，其很難再找到和目前工作一樣報酬標準的新工作。乙員工希望，自己能獲得更多的經濟補償和額外費用，以保證他能維持自己和妻子的基本生活，即使他無法再進行全職工作。
聽罷此言，我們陷入了兩難選擇——從法律、人情角度，甲公司從人性化和人道主義出發所同意給予的標準，已經超出了法律要求它所履行的義務；我們再要求甲公司承擔更多，是否會令其反感而不同意接受調解？另一方面，乙員工提出的經濟補償和額外費用，實在是遠高于法定標準和甲公司同意的金額，如果其繼續堅持該等金額要求而令調解失敗，等待他的很可能會是雙方惡化的關系、勞動仲裁和訴訟程序的費錢費時費力、遠低于調解金額的仲裁院/法院依法支持的經濟補償金額，以及一段時間內失去主要收入來源給其家庭帶來的困境；我們是否能夠勸解他作出讓步并提出一個更為合理的調解金額方案，相關方案既能為雙方所接受，又能令乙員工盡快經濟補償、額外費用，保障其自身和配偶可以平穩過渡和維持基本生活所需。
經過審慎考量，律師調解員再次與甲公司代理人溝通，就乙員工關注的焦點問題向甲公司作了簡要介紹。律師調解員積極贊揚了甲公司長久以來給予乙員工的特別照顧，同時希望在雙方協商解除勞動合同時，甲公司能夠最后給予乙員工以關懷和支持。這不僅是救助一個員工于困境，更是甲公司踐行社會責任的生動體現。在甲公司同意就調解金額進行適當上調后，律師調解員又與乙員工進行了多輪溝通，從法律和司法實踐角度向他介紹仲裁、訴訟解決本案糾紛的程序以及可能形成的幾種不同結果，請他冷靜思考、比較孰優孰劣后，再決定是否同意下調調解金額。
終于，雙方都同意提出新的調解金額并繼續接受調解，隨著幾次協商過程，雙方金額差距逐漸縮小，最終在經過將近三個小時的調解程序后，律師調解員根據雙方一致的調解意見擬定了調解協議，雙方鄭重簽訂了該調解協議。
這份調解協議的簽訂得來不易。基于甲公司提出的申請，律師調解機構派專員陪同雙方，在簽署調解協議的當天即前往上海市靜安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申請就本案的調解協議出具仲裁調解書。基于與律師調解機構達成的協同工作模式，靜安勞仲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為本案調解協議出具了仲裁調解書，令調解協議具有強制執行效力。
在此需要作出說明的是：盡管律師調解的原則是鼓勵即時履行，但對于確實需要延后履行的相關情形，律師調解也可以通過調解和仲裁、訴訟的效力轉換和確認制度，保證調解協議相關內容能夠獲得強制執行效力。換言之，若任一方簽訂調解協議后，又反悔或違反了協議約定，守約方可以憑借仲裁調解書、民事調解書直接申請人民法院予以強制執行。此舉可以避免雙方再度陷入仲裁、訴訟的漫長程序，并因此花費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
這個案件的調解結果令雙方都頗感滿意。在短短的一周時間內，律師調解以自身專業能力和為雙方著想的正心誠意，妥善解決了雙方爭議，同時也避免了原本可能產生的后續矛盾激化、雙方訟累和仲裁院、法院資源的消耗。
在案件的調解過程中，律師調解員的工作不再是代理爭議一方依法維護和爭取其利益，而是站在糾紛居中調停者的角度，以自己的法律專業能力和司法實踐經驗為基礎，積極組織雙方主動進行協商，并為協商全過程提供法律建議。作為一名有專業素養的調解者，律師調解員不僅需要在法律框架下進行調解，更需要在調解過程中充分融入對參與調解各方的人文關懷，努力促成各方達成的調解協議兼具法律的“刻度”和情理的“溫度”。
對身為律師調解員的我們而言，或許我們確實沒有徹底解決某些社會問題的能力。但在律師調解的過程中，我們的確具備迅速化解各類社會矛盾、切實解決不同個體之間產生的現實矛盾和各類沖突的能力，更具備為涉及爭議各方找到權益平衡點、有效推動和形成兼具情理法考量的共贏方案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這應該就是“律師調解”相比其他爭議解決模式更具優勢的價值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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